战时一呼百应的献血，为什么和平年代备受质疑？

在战争时期，白求恩成就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战地输血。

为了抢救受伤的战士，他曾3次献血，并倡议组织群众性的“志愿输血队”。消息传开后，上千人报名献血，很快组成了一支献血预备队。

在短短一年里，这支“献血队”发展到4000人，每天需要5辆送血车将血液送往前线提供给伤员，并创下了1年里1900人献血的纪录。

当时的战地医院大多设在寺庙、祠堂等有较多院落的地方，便于伤员转送和救护，流动献血队来到这里采血。

虽然条件艰苦，但依然没有阻碍献血人的热情，反而形成了一呼百应的盛况。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改变了原有的无偿献血行为，取而代之的是几十年的有偿献血，而这一改变却将这项事业带到了弯路重重的境地。

有偿献血将血液利益化，加上那时国家经济水平较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自己的血液兑换成可生存的钱、粮票等。

缺钱+缺乏医疗常识，导致更多的人重复献血，血液质量低，引起以乙肝、丙肝、艾滋病等为主的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消息一出，献血发生恐慌。

有偿献血导致的疾病传播让大众产生了惧怕心理，更让献血行为缺乏了救人的初衷。

献血与利益掺杂在一起，让这项公益行为失去了最根本的救人目的，也将献血的定位在：只有没钱才去献血上来。也就有了《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

舆论的力量是深远的，甚至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无偿献血是卖血，是有利可图的行为。

在走过弯路之后的献血事业力求改变，在经历了种种阻力之后，我国又重新回归到了战时那种无偿献血模式。

要改变就要打破有偿献血留下的遗留问题，让人们重新将这项事业重新视为神圣的救人行为并打破献血传染疾病等系列谣言。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以法律形式正式开启了我国无偿献血的道路。

2004年《关于印发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颁布，打击了非法的血液交易，从真正意义上摆脱了功利性献血行为和指令性献血模式。

2018年全面取消“互助献血”

打击了由互助献血催生的黑色利益链、血头卖血等产业，取消这一规定有助于规范临床用血的管理。

古语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每一位参与无偿献血的人都应享有最高级别的荣誉，因为血液连接的另一端是亟待救助的生命。

为了表彰这些无偿献血的至高荣誉，我国制定了相应的表彰法律规定，并每两年都会进行全国性的无偿献血表彰活动。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前列，在血液检测和阻断经血传播疾病的技术上更是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平。”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刘江主任在谈到血液窗口期说到。

在这一方面，我国制定《血站管理办法》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5版）的通知》严格要求血站及其工作人员按规范操作。

同时，2015年出台的《关于做好血站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确保核筛查核酸检测全国范围内覆盖，最大限度缩短病毒检测的“窗口期”。

经过21年的无偿献血的发展，我国献血人次超过1500万，每年以5%速度增长，固定献血者人数也已超过500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达到国际前列。

1998年献血人次32.8万，2018年1500万，献血人次约上涨了45倍；1998年献血量不足500万单位，2018年献血量2500余万单位，增长近5倍。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共设置血液中心32个，中心血站321个，中心血库99个，采血点3164个，建成以血液中心、中心血站为主体，边远县级中心血库为补充，覆盖城乡、运行高效的血站服务体系。

在无偿的情况下，人们献血完全出于爱心，不会隐瞒，更不会急功近利，也就重新回到了抗战时期的唯一目的——挽救生命。